准确认识和把握当前社会阶层结构新变化 2021-02-23 18:17

  社会阶层结构是制定公共政策最重要的依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很多新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我国即将进入新发展阶段,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应重视优化社会阶层结构。

  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流动加快,社会阶层结构继续向着“橄榄型”的现代社会结构方向发展,一是传统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发生了新的更大变化,二是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三是出现了大量的新阶层和新的职业群体。

  工人队伍空前壮大,农民工成为主体,内部结构变化较大。据国家统计局今年4月30日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9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9077万人,比上年增加241万人;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4.6%,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近五年来占比逐年提高。随着以通信、金融、物流、电子商务、房地产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一支与新技术、新业态密切联系的、有别于传统体力劳动工人的新型工人队伍迅速成长起来,达到数千万人。[1]国有企业职工所占比重继续减少,人们择业时更加看重企业的行业性质、薪酬待遇、工作岗位和成长空间。

  农业劳动者在就业结构中所占比重不足1/3,而且日益老龄化。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一方面人口总量增加了将近5亿人,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和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绝对数都减少了,所占比重更是大幅下降。目前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就业人员中绝大多数是中老年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对农业生产已经没有多少兴趣,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留在农村从事农耕的职业农民呈现高龄化趋势,40岁以下的务农农民已经很少了。[2]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是指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具有农村户籍、从事非农职业的人员。当前,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1.5%,比上年提高1.0个百分点,老一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8.5%;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占50.4%,“90后”占43.2%,“00后”占6.4%。特别需要注意的是,“00后”农民工队伍开始成长壮大。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母一辈的农民工相比,受教育程度较高、思想观念较为开放,接受新事物快。他们中大多数人一出校门就离开家乡进入城市,甚至有不少人就是在城市出生和长大的,对农村没有太多的认知和感情,不愿意也不会从事农业生产。新生代农民工渴望在城市稳定工作和生活,但是,城市融入和社会融入面临较多障碍,存在身份认同的尴尬、城市生活的“本领恐慌”、就业歧视和幸福感缺乏等困境。[3]新生代农民工,特别是“90后”“00后”,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后备军,相当一部分人处于“融不了城,回不了村”的双重边缘状态。

  民营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迅速成长。改革开放以后,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民营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迅速崛起并日益壮大。截至2017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达2726.3万家,个体工商户6579.3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民营经济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通常被形象地概括为“56789”:民营经济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占比超过50%;GDP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均超过60%;企业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占比超过70%;城镇就业占比超过了80%;2017年对新增就业的占比贡献超过90%。[4]

  新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大量产生。2015年颁布的《中国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新时期工作的对象之一。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包括以下四个群体:一是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二是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包括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专利代理人等以及社团、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从业人员);三是自由职业人员;四是新媒体从业人员。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和人们就业观念的改变,新的业态和新的职业群体不断涌现,例如,电商从业人员、网络写手、网约车司机等等。

  我国当前社会阶层结构是国家改革发展政策及其实践的结果,推动了国家现代化发展,维护了社会稳定。一方面,就经济发展而言,中产阶层人数不断扩大,对于科技创新、职业和就业结构升级,增强消费能力,扩大内需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中产阶层的壮大还有助于形成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以及进取包容的价值观。数以亿计的农业人口转移到二三产业就业,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为中国城市化进程做出巨大贡献,也使其社会阶层地位得到较大提升。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仍然较低而且还不够稳定,直接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稳定。从总量上看,我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中产人群,但是,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却较低。这表明我国离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还有较大差距,“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远未形成,社会阶层结构转型升级任重道远。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困难和挑战依然巨大,不仅影响中产阶层规模进一步扩大,而且还影响现有中产阶层地位的稳定。

  农民工群体整体素质能力不高,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制约了二三产业转型升级和城乡发展。工人队伍空前壮大为我国制造业大发展提供了人力保障,而制造业大发展也促进了工人队伍的成长。但是,应该看到,农民工成为工人队伍的主体,一方面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体现,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素质普遍较低,而且没有形成与之配套的稳定的农民工培养机制和职业上升通道,不仅影响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迈进,也会影响第三产业的发展质量。

  社会阶层关系面临新挑战。由于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劳资关系、干群关系、政商关系面临新难题。新世纪以来,我国在保护普通工益、规范领导干部行为、建立新型政商关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在劳资关系方面,修订完善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对普通劳动者权益给予更多保护;通过加大反力度和加强建设,使得各级领导干部更加谨慎用权、亲近群众;要求领导干部和企业主建立既亲又清的新型政商关系,营商环境大为好转。但是,也要看到,随着新兴就业平台和职业的出现,例如,家政工、快递从业人员、平台经济从业人员等,他们的权益如何保护、劳动关系如何处理仍然面临法律上的困境。在政商关系方面,仍然存在、利益交换的风险。而处理社会阶层关系、促进社会阶层和谐的关键是,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利益整合和利益协调机制,从而最大化避免社会阶层矛盾和冲突。

  社会心态和价值认同喜中有忧。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特别是党的以来,我国现代化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全国人民感到无比自豪,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进一步增强。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贫富差距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社会向上流动机会减少,疫情的冲击以及对外开放遇到新挑战,使得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群体的社会焦虑在增加,社会预期不够稳定。

  一要提高对优化社会阶层结构重要意义的认识。优化社会阶层结构的目的,是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优化社会阶层结构的目标是建立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社会阶层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犹如的骨架,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支撑,离开健康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社会运行就会出现障碍。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有了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社会就能够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即使受到外部不确定性的冲击,也会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较快的自愈能力。

  近年来,欧美国家社会冲突加剧、民粹主义盛行,与中产阶层地位下降、工人阶级长期被边缘化、财富分配差距扩大、权力精英和市场精英自私颟顸有很大关系。这些现象的出现,既是资本主义制度深层矛盾与危机的结果,也与市场化自身规律、公共权力运行逻辑、社会成员生活环境甚至人性弱点等有关。西方国家出现的社会对立与治理困境值得我们警惕和防范。因此,需要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和协调阶层关系,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二要明确优化社会阶层结构的总体思路。优化社会阶层结构需要“反弹琵琶”,其思路、方法和手段不在阶层本身,而在完善与社会阶层相关的各种制度和政策。社会阶层结构体现着社会阶层成员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涉及多种利益关系。因此,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必定会涉及经济、、社会和文化多方面的政策和制度安排。要全面贯彻落实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毫不动摇地坚持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方向,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公共政策,特别是就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住房政策、教育政策、社会保障政策;规范领导干部行为,形成健康的政商关系,维护好普通群众的合法权益;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鼓励劳动和创造致富,克服浮躁和一夜暴富心理,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三要聚焦优化社会阶层结构的重点任务。我国现阶段社会阶层结构与经济结构不相适应,主要表现为中产阶层比重较小,普通工人和农民阶层比重仍然较高。因此,优化社会阶层结构的重点任务,一是按照“该大的大起来、该小的小下去”的目标,着力培育中产阶层;二是畅通流动渠道,让每个阶层都能感受到向上流动的希望,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三是妥善协调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规范优势阶层的行为,保护弱势阶层的权益,促进阶层和谐。

  当前,要稳定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壮大中产阶层。一方面要稳住现有中等收入群体,防止由于就业、创业、房价等原因一部分人向下滑出中等收入群体,在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收入和社会阶层地位。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对于广大中低收入人群,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农民工、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普通工薪阶层,要想方设法提升他们的收入水平,将其中一部分人培养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进入城市的近3亿农民工,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后备军。要建立农民工分类培养、分类使用、分类激励、分类帮扶机制,不断提高农民工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维护好他们的合法权益。同时,支持农民工在地创业、返乡投资,参与电商创业和绿色农业,进一步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和市民化。

  四是制定公共政策要有社会阶层观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需要体现在具体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各级党委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招商引资、就业支持、住房、税收、土地、教育、人口发展、社会保障等各方面政策时,都要注意兼顾和平衡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一项政策会使哪些群体和阶层受益,各个群体和阶层的受益程度如何,还有哪些群体利益可能受损,都需要清楚明了。要防止公共政策偏向少数优势阶层和利益群体,陷入“精英俘获”困境,造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还要从优化社会阶层结构的角度进一步深化改革,不断完善现有的城乡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五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要保持社会阶层边界的开放性,促进社会流动。要创造条件促进横向社会流动,一是体制内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员要加大相互交流力度;二是鼓励和支持体制内外人员相互交流,特别要探索打破身份限制的办法,吸纳更多体制外优秀人士进入体制内工作,以增强社会活力。个人生命历程中的向上社会流动(即代内流动),与其父辈相比的向上社会流动(即代际流动)都很重要。要合理设置教育、职业发展等制度,进一步减少家庭出身等先赋性因素对个人社会流动的影响。

  六要因势利导综合施策。优化社会阶层结构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要尊重客观历史规律,顺势而为、积极推进。要运用好市场、政府、社会三种力量、三种机制,只有三者配合起来,社会发展和社会阶层结构优化才会朝着理想的方向前进。要注意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放任自流。经济的发展不会自动带来社会结构的合理化,还需要运用政府和社会力量进行干预调节。二是劫富济贫。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决不是劫富济贫,而是要在补齐短板基础上促进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要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限制过高收入,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保护合法收入。

  [1]李培林等著:《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1978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3页。

  [2]李培林等著:《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1978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5页。

  [3]蒋笃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困境与对策》,《河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第115120页。

  [4]《高云龙:民营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有“56789”的说法》,新华网,2018年3月6日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