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考古学家将如何解释我们的社会和文明 2019-10-09 03:19

  1922年冬天,霍华德·卡特成为第—个窥见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陵墓的人,他眯起眼睛,凑在他打开的小洞上,借着蜡烛的微光往里面看。到处都能看到金子的闪光。挖掘行动的赞助人卡那封伯爵拽着卡特的衣服,连珠炮似的问道:“你看见什么了?你看见什么了?”卡特费尽力气才说出:“我看见了奇妙的东西。”

  古老而美丽的事物令人颤栗,吸引着一代代人接近它们、挖掘它们。埃里克·H.克莱因的《考古的故事》涵盖了世界上二十余个主要的考古胜地以及重要的考古发现,这也是一群“寻宝者”——考古学家——的传奇故事。书中还展示了不断进化的考古技术,比如空中勘察、激光雷达、碳-14测年法,它们让更多遗址被发现,也让文物说出更多故事。作者还站在考古学家的角度回答了普通人的常见疑惑:你怎么知道在哪里挖掘?你怎么知道某件东西年代有多久?你找到的东西归你吗?考古的故事带领我们向人类历史的上游跋涉,也为我们带来关于未来的启示,本文即为该书结语《回到未来》,由澎湃新闻经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发布。

  考古工作的核心是“过去”的概念——历史上的文明一层又一层,每个文明都实实在在地建立在之前的文明上面。我们挖穿一层又一层的泥土时,不仅在发掘过去的物品,也是在发现我们与过去的密切联系。

  当然,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成为过去。我们的文明、文化都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未来的考古学家也会发现他们和我们的联系。我们的苹果手机、芭比娃娃、沃尔玛商店和麦当劳的金拱门都会成为未来考古学家研究的对象。因此,我想借此机会展望一下未来,探索两个问题:一个是未来的考古学家将如何工作,即他们会使用何种新工具和新技术;另一个是未来的考古学家对我们的社会和文明将如何解释。先来看后一个问题。

  艾伦·韦斯曼(Alan Weisman)的畅销书《没有我们的世界》(The World without Us) 出版后,我看了两个据其拍摄的电视节目。自那以来,我就一直在论说“未来考古学”。那两个电视节目一个是在国家地理频道播放的,名为《人类消失之后》(Aftermath:Population Zero);另一个在历史频道播放,叫《没有人的生活》(Life without People)。两个电视节目都像韦斯曼的原书一样,设想了如果人类有一天不复存在,我们的城市和纪念碑会怎么样。它们都展示了埃菲尔铁塔垮塌、西雅图的太空针塔倾颓、狮子在白宫草坪上游荡等画面。

  如果今天(除了考古学者自己)所有人都消失了,那么考古学者在两百年后会发现些什么呢?两千年后呢?他们对发现的东西如何解释?他们将如何重现我们社会的情景?

  暂且不论所有的政府大楼、学校、住宅、高速公路、桥梁、道路、机场等等,只想一想,华盛顿动物园或史密森博物馆这类建筑,甚至是星巴克和麦当劳将会是什么样子?在它们的废墟中能找到些什么?考古人员能准确地知晓它们的用途吗?也就是说,他们能否清楚地看出一个曾经是动物园,另一个曾经是咖啡馆?如果考古人员推测得不对,会以为它们是做什么用的?

  动物园可能比较难以确定,除非原来园中各处的说明仍然可辨。也要看动物是不是都逃走了,若是那样,笼子就都是空的。如果动物被困在笼子里,就能发现它们的骸骨。如果发现了动物的骸骨,又能读到园中的说明,即可轻易地确定此地曾经是动物园;若没有上述线索,也许就无法确知此地原来的用途。

  史密森学会下设的各个博物馆,以及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等大型博物馆辨认起来肯定非常困难,除非考古人员突然灵机一动,想到自己挖掘的是一座博物馆。一座藏有希望钻石、恐龙和一条大鲸鱼的建筑必然会引起考古人员的极大困惑和争论,直到他们意识到自己挖掘的是国家自然博物馆。

  然而,我个人以为星巴克和麦当劳这类地方才最让未来的考古人员摸不着头脑。具体来说,我想他们很可能会以为星巴克是一种宗教,它崇拜的女神头戴王冠,秀发如瀑,几乎每个街区或街角都有她的神龛或神庙。对麦当劳也能达成同样的结论,只不过在麦当劳宗教中,信徒崇拜的神有名字,叫罗纳德·麦当劳;他长着红色的头发,穿着俗丽的衣衫。也许考古学者会认为这两个神祇是众神之首,如同希腊人的宙斯和赫拉,罗马人的朱庇特和朱诺。

  这当然是玩笑话,但是,如果留不下足够的相关记录,未来的考古学家真的可能会做出这样的解释。现在我们在挖掘过程中每当发现一时不知如何解释的东西,都半开玩笑地说它一定和宗教有关。猜想未来的考古非常有趣,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研究消逝在历史中的文化,却一般不去想我们自己的文化在未来的考古学者眼中将是什么样子。比如,现在人们的互动很大一部分是线上的交流,这样的互动大部分会消失无踪,或者使未来的考古学者无从获取。那么他们将如何判断我们的识字率呢?如果我们的生活戛然而止,如公元79年在庞贝发生的那样,未来的考古学者看到每一具骨架都随身携带、许多骨架仍抓在手中的用金属、塑料、玻璃和线圈做成的长方形物品,会以为是什么呢?他们会想到这些曾经是通信工具吗?

  1979 年,已经有人给出了自己的猜测。那年戴维·麦考利(David Macaulay)发表了一本绝妙的插图小书《神秘的汽车旅馆》(Motel of the Mysteries)。这本书的背景设定是,1985 年的一天,北美的全部生命突然中止。4022年,业余考古爱好者霍华德·卡森(Howard Carson)偶然发现了一处古迹,这就是神秘的汽车旅馆。于是,他组织了一队人来帮他发掘,还带了一个名叫哈丽雅特·伯顿(Harriet Burton)的助手。

  显然,“霍华德·卡森”是以霍华德·卡特为原型的,他的助手“哈丽雅特·伯顿”在生活中的原型是哈里·伯顿(Harry Burton),他是埃及古物学者,在卡特挖掘图坦卡蒙陵墓时担任摄影师。麦考利在书中多处巧妙诙谐地套用图坦卡蒙陵墓的发现经过,包括让他笔下的卡森说出卡特那句名言,即他看到了“奇妙的东西”。在书中,卡森虽然发现了两具人骨,但人骨所在之地不是坟墓,尽管他自己并不知道。对他的发现,我们这些知情的读者一看即知—那是汽车旅馆的一间客房。

  卡森他们对挖掘过程中发现的东西的解释错误百出,令人捧腹,还牵涉到许多考古圈内的玩笑,同时也表明了我刚才说的:如果考古人员不知道某件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就经常认为它有宗教用途。于是,在所谓的“外室”,麦考利笔下的霍华德·卡森发现一切都面向“大祭坛”,包括仍躺在“祭祀台”上、手中紧握“通圣符”的尸体。当然,我们很清楚那都是些什么:“大祭坛”不是别的,正是电视机;“祭祀台”不过是床而已;“通圣符”则是电视机的遥控器。然而,时隔两千年,又没有任何可资参考的材料,卡森把这些都看成了与宗教相关的物品。

  麦考利书中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哈丽雅特自豪地戴上“圣头巾”和“圣领圈”的情节;发现这些东西的时候,它们仍连接在“圣罐”上面。关于这个情节的插图清楚地显示,她脖子上戴的“圣领圈”其实是马桶座,额头上缠绕的“圣头巾”是印有“已经消毒放心使用”字样的纸条。两把牙刷被当作“塑料耳饰”在她耳朵上摇来荡去。她还戴着澡盆的橡皮水塞,当作“精巧的银链子和吊坠”。更有趣的是,那幅插图的构图与海因里希·谢里曼让妻子索菲娅戴上他在特洛伊找到的“普里阿摩斯宝藏”中的所有首饰后为她拍摄的那张著名照片一模一样。

  这就是我们时代的星巴克、麦当劳、博物馆、动物园,甚至是汽车旅馆将来被发掘出来时可能的遭遇。正经地说,的确应当考虑到,未来的考古学家可能会严重误解我们现在的文化,我们也许偶尔,甚至可能经常也误解了过去。这是考古的风险。但是,只要找到了足够的资料,学者们在试着对一座建筑、一片遗址甚至一个文明做出恰当解释时,往往就能达成一致意见。

  未来的考古学家会如何进行考古工作呢?换言之,他们会使用何种新工具和新技术?当然,我们不可能知道确切的答案,正如海因里希·谢里曼和霍华德·卡特不可能预见现在用于特洛伊和图坦卡蒙陵墓的遥感技术一样。

  我猜想技术会继续进步,使人能够在动土挖掘之前更清楚地看到地下或中美洲和柬埔寨的密林遮蔽下的情形。比如,我坚信不疑而且多年来反复论说,将来一定会出现更好的遥感技术。除激光雷达以外,我们目前使用的大部分技术,如磁力仪、电阻率探测等,是几十年前发明的。现在是更进一步的时候了。事实上,有些更新的技术已经开始投入使用,比如,在一些挖掘项目中,磁通门梯度仪和铯磁力仪已经取代了质子磁力仪。如前所说,使用遥感技术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实际的挖掘工作。考古是种破坏,遥感技术可以使我们少做破坏,在动土之前便了解地下的情况。

  举例来说,我想将来也许有可能透过土层探知塑料或其他材料的存在,正如我们现在能够探知埋藏在地下的墙体和壕沟一样。比如,运输安全管理局在机场使用的侦测毒品和的技术是否可以用来探查地下埋藏的文物所含的化学物质?能否考虑和油气勘探公司联起手来,使用新技术来探测土丘的更深处?或者一层层探测不同深度的地层?我确信实现又一轮技术突破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我认为也要找到合适的工程人员。说不定哪位工程师会说:“等等,你想干什么?哦,我们做得到,没问题。”

  我也认为,随着化学和生物学的发展,特别是现有DNA研究的深入,会出现新的分析技术。保存文物的技术也会不断进步,使我们能保住更多的挖掘发现。最重要的是,考古工作应更加重视社会的需要和愿望,增加与当地人民的合作,因为考古工作探索的是他们的遗产,所以应当让他们对如何处理自己祖先的遗物有更大的发言权。

  我还认为,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自考古问世之日就开始的实地挖掘工作仍将继续,也就是说,考古人员仍离不开镐头、铁锹、泥铲和牙医工具。又快又好而且不损坏古物的挖掘方法并不多。不过,此言也许过于绝对,以后可能会发明出目前想象不到的新型挖掘技术。只有这条考古学的原理永远不变:最好的东西总是在挖掘季的最后一天发现的……而且几乎总是出现在遇到挫折的时候。

  在我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办公室里,除了我母亲两次送给我的那本关于谢里曼的书以外,墙上还贴着两条原应贴在汽车尾部的标语。一条比较简单:“考古学:我宁愿去挖土。”另一条说:“考古学家。地球上最酷的工作。我保存过去,你呢?”正如所有的汽车尾部标语一样,这两条标语言简意赅。它们很好地概括了我对考古的感情——我真的宁愿去挖土。但是,它们也向世人发出了挑战。考古学不仅是寻找过去的文明留下的遗物,而且要为子孙后代保存管理这些遗物。我希望此书能够为达此目的略尽绵薄之力。